淺析農業在經濟轉型中的邏輯前提及其作用

就社會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轉型”一詞并不是一個非�？茖W和嚴格的概念，它本身是從化學領域中的“構型”、“構象”以及生物學中的“進化”等詞引申而來的，它是指通過改變分子結構的空間排列順序和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當然，社會學所研究的經濟轉型要遠比一個分子或者細胞的“轉型”要復雜得多。這主要是由于構成社會要素的內容除了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以外的人的因素的切入。正是這種特殊的主客體因素的滲透，使社會經濟轉型的結構和過程具有更多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也就具有與自然規律不同的社會發展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性和非線性的特點和規律。

一、社會經濟轉型的理論規則

1、經濟系統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

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僅僅涉及到經濟結構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時間發展順序、空間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時也涉及到非經濟結構以外的社會結構，如法律結構、制度建設與政治治理結構等。在功能結構學派的理論中，事物結構的變動和調整過程不是孤立的，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是直接相關并且產生著相互作用。在此，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區別于生物、化學中“物”的變化的被動性。因此，如果說中國30年的改革表現為漸進式實踐探索的特點，那么在今天則更有必要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注重經濟結構中所構成的各要素（經濟單元、人口、資源的時間序列和空間分布）的設計和外部非經濟環境整體協調的推進，這種系統化和整體戰略的實施正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特點所致。

2、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社會規律，其客觀制約性永遠是基本特點和要求

社會規律所體現的主、客觀為人的內容，也只是規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規律。任何規律的客觀制約性對個體與社會的作用和原則的體現，留給我們的只有兩個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選擇（在原有構成規律和原則的基礎上對調整與變化路徑的選擇，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學領域中也是如此，因為其分子結構是有其內在的機理的）。因此，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人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與事物內在結構的關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輔助條件和環境，而不是改變內在的機理和規律。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經濟轉型是一個長期積累和要素逐漸變化的過程，經濟運行有其相應的經濟規則。20世紀80年代我們便提出經濟轉型的目標，至今仍存在著兩個較大的障礙：一是轉型本身就具有長期性；二是經濟運行規則的非經濟主體政府力量的非適當運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作用的目標在今天仍然沒有實現。因此，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在于體制性問題的解決。

3、“轉型”本身既包括過程也包括方向（目標和定位方式）

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轉型的過程和階段是由其方向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投資型的發展戰略所實施的結果必然是在最終收入分配中，資產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下降。在實踐中，收入水平或者資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則相反。收入份額下降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而其儲蓄傾向則相反。這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為何花了20多年的時間來啟動內需但在實際中卻“啟而不動”的原因和“投資饑餓癥”以及熱錢泛濫的癥結所在（即使是實體單位和靠“實體”起家的企業也在熱衷于此）。

二、轉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的邏輯前提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無論是職業意義還是身份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利益實現的背景和條件都應該是建立在農業領域，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命題。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只是在發展理念、經營體制與利益實現方式上的轉變和調整，而非農業大環境的改變甚至是消失。如果說用“消滅”農民的方式、方法來解決農民的利益問題和發展農業的話，那么未來的中國所剩下的問題就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了，而對農民與農業問題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假命題。因此，在科學、客觀和理性地認識農民利益實現之前，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邏輯判斷。從歷史到現在，短期的剴恩斯式的干預只能是一個短期的效應而非長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躍進方式來解決中國任何問題的教訓在我國歷史上并不少見。

1、現代農業的建設和發展并不等于消滅農業

（1）政治層面�；�于農民階層的社會地位而言，其經濟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艱難性往往造成了社會歷史變革中的主動性和強烈性，在中國民主革命中，農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國革命主要力量的歷史原因和基礎。也正是如此，當農民基本利益實現和得以保障時，他們對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維護意識是最強烈的，但他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卻是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比例，這個群體在穩定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強的。由此可見，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中，中國的農業、農民創新意識和能力最強，農民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最多，而得到社會與市場的回報卻是最低，但其穩定性又是最強。

（2）經濟層面。如果說農業是基礎性產業，那是指對工業產業源頭的原材料的提供，這種提供過程未必是對農業的完全掠奪，而長期“剪刀差”的辦法則是體現了一個讓我們尷尬的事實：中國的工業化乃至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業以基礎地位的角色賦予了國民經濟支柱作用的義務。在歷史上，僅僅在1990年，我國工業就從農民手中取走了1127億元的剩余量，占國民收入積累的比重達23%，其中通過“剪刀差”的辦法拿走726.1億元，通過稅收取走81.2億元，通過儲蓄流走的有320.2億元。以外還有農民所承擔的其他如鄉鎮一級基層政權的負擔等。在某種意義上，中央政府有關民生問題的政策其出發點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勵性的，最終是為農民考慮和著想的，但在實際財政運轉體制下，其運轉成本最終仍然由農民來承擔。這與我國在農業與農民問題上的政策和目標是背離的。

當然，現代農業建設的基礎在于我們對傳統農業發展障礙的反思和檢討。農業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現代工業社會科技成果不僅僅體現在發展理念上，也體現在發展方式和生產組織的安排和生產要素的有機組合上。就發展的觀念而言，基于生產階段的技術工具的投入，今天的農民已自覺不自覺地由傳統的生產者轉變為經營者了，這種單純的生產過程的實際“外包”（如播種、收割等生產環節），要求農民需要更多地關注“供”和“銷”這兩個經營環節，對農產品的銷售和農產品的選擇考量著農民的智慧和膽識；就經營管理體制來說，如何將傳統農業時期零散的“一隊土豆”的生產要素形成一種合力，與社會市場進行有機對接，這是現代農業建設中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在此，除了外部體制性障礙消除以外，更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至少有兩點認識我們必須關注：一是現代科學思想和技術與農業的對接必須是有機對接而非外來的嫁接�？茖W技術固然具有引導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社會屬性的特點，必須考慮農業發展的“內生”性需要的特點。經濟學的邊際效應告訴我們，任何技術的投入都必須與其產出和效益成合理的比例。二是根據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對現代農業的表述，現代農業的構建是建立在農業以外的物質和技術裝備基礎上的，借助的是農業以外的技術工具和手段。但是這一切并不意味著用農業以外的產業和行業來取代農業的地位與代替農業產業自身的發展。這是一個技術轉讓和移植的過程。無論是基于中國的國情方面還是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實力，我們都不足以能走出“城市包圍農村”而最終解決農業問題與實現農民利益之路。

2、城鎮化建設道路與現代農業建設相輔相成

在此，我們需要認清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城鎮化建設與城市化建設不是一個概念，前者僅包括城市空間規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內涵結構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也包括農村與城市間的中小城鎮的建設。二是城鎮化的建設和工業化的進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和工業化水平應該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沒有工業化的發展相適應，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就會受到極大的制約，從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歷史層面。以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為發端的人類經濟社會工業化過程，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迄今仍在繼續。這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手工生產向機械化生產的轉變，也是每個民族或者早或遲都必需經歷的過程。與歐美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對外掠奪、對內剝奪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蘇聯期望以重工業投資的疊加效應換取工業化時間的節約，而無須通過“剪刀差”的方法來侵害農民的利益。但事情發展的結果不管蘇聯是否愿意，因為其工業過度投資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為此，蘇聯人民特別是農民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痛感蘇聯為了發展重工業把農民挖得很苦，以至于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在這一點上，中國一般重農業、輕工業。農業初級合作社化沒有出現大量減產的情況，反而增加了生產，輕工業投資也比蘇聯多。蘇聯的重、輕投資比例是9：1，中國是8：1，中國的市場也遠比蘇聯的好。盡管如此，毛澤東同志仍然認為需要適度調整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同志說：“你對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和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業的資金就會更多些。”這些認識的基本依據是：農業關系到城市和工礦人口的吃飯問題，農產品提高和發展，才能提供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和產品銷售的重要市場；化肥、農業機械等將以農村為銷售對象，電力、煤炭、石油等行業的很大一部分產品也將銷往農村，公共設施中的一部分也必須供應農村；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等等。也正是基于這些認識，毛澤東同志形成了“農業就是工業”的創新思想。

（2）現代化層面。農業對工業發展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農村將越來越以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而具備長久開發和利用的前景。國際資本看好中國固然有4億人口的城鎮市場，其更大的目標則是發現了9億人口的農村市場的潛在價值。國際游資和熱錢在農產品這種資源性產品上的某些作為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其中的價值。同時，城鎮市場本身也將在極大程度上依賴農村市場，農村資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將是漫長的，農村市場將長期是構建國內市場的主體。1984—1988年工業的大發展是這一事實的正面說明，而近年來工業產品的滯銷則是其反面說明，至于國際市場的波動與經濟安全的考慮則是其側面的佐證。

三、現代農業發展在經濟轉型中的“再啟動”

1、社會經濟轉型的瓶頸：投資與出口導向階段性的終結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決短缺經濟的問題，但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當前的投資率明顯偏高，2003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的幾年里，2004年以來的投資率都超過了42%，而世界上多數同等發展階段的國家的投資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實踐中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是面臨著生產過剩和產業結構的扭曲，這種扭曲和變異在國際市場出現波動不穩而轉向國內市場時便充分暴露出來。另一方面，出口導向戰略目標的功能定位直接帶來內在結構的異化。一般而言，任何一個開放的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應該充分利用好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在這兩個市場的建設原則上，都應立足于本國市場的建設和完善上；或者是國內市場的拓展、或者是國內市場的補充、或者是國內市場的培育等。如二戰以后的日本所實施的出口導向型戰略是基于其國內市場的“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和產品的銷售市場）的特點所致。就中國30年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的選擇和實施而言，我國一方面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為途徑對國內加工產業的發展具有鍛煉和技術的培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實際與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等因素。但不可忽視的是，出口導向型戰略自身風險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出口為戰略導向，必然使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以國際市場的需求為基準，這樣，一方面國際市場的波動反映便直接體現在國內市場上；另一方面，國際市場的需求未必是全局和整體的，更未必是協調的、理性的。這種非理性的基準也必然影響到國內市場。而且更重要的事實是，國內市場越大，國際市場的非理性所帶來的破壞性也將隨之放大。

因此，綜合來看，如果我們對促進經濟增長發展的三架馬車：投資、出口與內需作用進行分析，至少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的空間是有限的，從中國中長期發展的規劃和目標來看，內在需求拉動經濟的作用，無論是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還是從國內市場的建設與完善的需要來說，都應該是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和政策的重點，當然更是一個難點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遲福林在其《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一文中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今后中國發展的二次轉型，應該是投資導向模式、出口導向模式與以GDP為中心發展模式的終結時代。現在看來，問題倒不僅僅在于遲福林教授的觀點和判斷如何，而是在于對內需的政策導向的選擇，究竟是我們被迫無奈的選擇（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空間的有限）還是我們本身就應該具有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路徑？反之，如果投資與出口的經濟效應在今后國際市場回暖之際，我們又應該如何來認識和設計內需的地位和作用呢？在今天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突破傳統的體制和發展方式的路徑應該如何選擇和確立，支點究竟在哪里，需要我們反思和總結。

2、農業經濟的發展在內需導向戰略中的“再啟動”及其轉化的可能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社會消費品總額中，占人口55.1%的農村居民僅消費了總消費品的32.28%，在耐用消費品普及率上也遠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夠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通過改革改變土地、財稅、金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資源向城市傾斜的格局，就能使農民收入持續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長遠的保障，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礎。

第一，城市與農村的消費邊際彈性不同。在城市，我國居民在經歷了上世紀末商業革命和大宗消費品排浪式消費之后，先后步入個性化消費階段，城市居民收入邊際消費彈性也隨之逐漸減小。在農村，廣大農民的生產消費基本處于尚未開發或剛開發階段，而農村人口規模龐大，農民潛在的生活消費需求很大，農民消費邊際彈性較大。富裕起來的億萬農民，將會成為我國現實和未來的內需主力。但這能否成為現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還取決于我國今后“三農”現代化發展的力度和進度。

第二，農村有巨大的社會民生需求。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基本采用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確保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三農”發展總體相對滯后。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差異較大，并受到地區行政板塊經濟發展格局的制約，城市化進程在各地的發展還不夠平衡，在城鄉之間的發展也不夠平衡。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如農村精壯人員流失，導致土地撂荒和農村下一代“失教”現象；城鄉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造成農村購買力低下和鄉鎮商品市場發育滯后；城鄉之間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造成城鄉關系、地區關系、工農關系不和諧等。

當前，中國進入結構轉型加快期。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在中低收入階段建立、改革的情況下不斷完善起來的，它適應于“生產型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口結構特征是農村人口多、城鎮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經濟結構是生產多、消費少。今后隨著中國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社會結構將發生三大變化：一是人口結構將以農村為主轉為以城鎮為主；二是社會階層結構將從“啞鈴型”轉向“橄欖型”，中等收入群體將在人群中占大多數；三是經濟結構將由“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針對第一個變化，如果不能從宏觀層面上迅速改革阻礙農民進城落戶的戶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給予他們平等的權益，那么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必然會從農村轉向城鎮。農民工在城鎮處于既流動又集中的狀態，而且他們年輕、有知識、有見識，容易集聚，維權意識較強。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新一代農民工再也不會接受較差的工作福利條件和較低的社會地位。這樣，滯后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將會拉近、積累和激化城鄉矛盾，使得城鄉居民因不平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而對立，這將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因此，針對這種可能的變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風險也就越小。針對第二個變化，我們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給飯吃”的辦法搞改革開放。因為，正在迅速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他們對社會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簡單。針對第三個變化，我們的管理體制需要從以往用很大精力組織招商、組織生產和做大GDP，轉向做大居民收入、組織消費。顯然，中國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體制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種變化，今后應主動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個與“橄欖型”社會結構相配套的現代社會管理制度和政治經濟架構。

無可置疑，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已經進入轉型加快期，因此，我國必須順應這種轉折性變化，變被動改革為主動變革，改革傳統體制，創建新型管理制度，推進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