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的一個春日，我家從農村搬到城市，住在父親所在機關宿舍的一個胡同里一個大院中。
　　
　　記得那時，每家都用一座燒煤泥的火爐取暖做飯。天一暖和，大伙就都把火爐搬到了大門洞過廊，靠著東南墻丁字型擺開，算是共用廚房。你瞧：誰家做什么飯，炒什么菜，看得一清二楚；相互嘗嘗，不用客氣，大方自然……炒西紅柿要先用熱水燙了剝去皮兒，炒豆角時用手掰而不用刀切，黃瓜、茄子等常常帶皮兒生著吃……
　　
　　夏天吃飯最熱鬧：家家門前先擺上一張小飯桌和幾個小板凳，邊吃邊聊，取笑逗樂。這家說：“飯好吃！”那家說：“菜真香！”其實基本都是粗糧，因為配購的少量細糧白面，還要等著過年過節吃呢！飯吃完，你不用檢查，盤子、碗、鍋干干凈凈，大人小孩都用掰碎了的餅子塊，將菜湯菜渣擦得精光精光地吃掉……
　　
　　吃飯是大事，挖野菜是好事。記得那次，我和二姐跟著同院姐姐阿姨到市郊挖馬齒莧，來回步行一點兒也不覺得累。大伙兒互相幫著，一家一捆提著抱著說著鬧著回到家里......有一家沉不住氣，當天晚飯就用開水焯了涼拌吃，一滴香油滿院飄香……
　　
　　在我的印象中，六家相居，毗鄰和睦；從來沒有發生爭吵、矛盾的事兒；一切都感到很平等，平常，平淡；沒有新舊居民的區別，沒有裝腔作勢的架子，更沒有錢多錢少的攀比。春夏秋季晴朗天氣，男人上班、孩子上學去了，婦女們獨占了院子，有的打毛衣，有的擇菜準備午飯……互相看管孩子的，幫助代買蔬菜的，代收信件的……一切自然而然。院內有一臺壓水機，有時趕巧了，幾家打水扎了堆，一準相互謙讓急用的……
　　
　　那時候，孩子們接觸比較多的有三家。
　　
　　趙家，北京人。趙姨常穿一件天藍色的上衣，眼大膚白發黑，為人熱情；母親出院當天，她就來看望，幾次說：“咱們是街坊，有事您說話……”她家距離壓水機最近，二姐去打水，趙姨見了會說：“嗨！少先大隊長！”她家兩個孩子，霞姐，高我兩屆；輝弟，低我兩屆；平時上學、放學一起走，暑假里霞姐帶著她弟和我去參加少先隊組織的活動……
　　
　　我家隔壁蔡叔夫妻倆沒有生過小孩，蔡姨外甥女從小跟他們長大，我們叫她葉紫姐。我家搬來第三年，葉紫姐結婚，對象是從朝鮮歸國的志愿軍干部。這下院兒里可熱鬧啦！由幾家主婦去看望，吃點兒花生糖果，嗑點兒瓜子，還送去一張大紅紙，上面寫著些祝福的話，算是集體送禮了……
　　
　　檀叔的小兒子整天就喜歡研究安裝當時的礦石收音機。我也跟著他買來漆包線、礦石和耳機等讓他幫助安裝......你可千萬別笑出聲，那時是用一根針在內裝的礦石上不斷調撥找臺，好不容易調出了聲音，可又遇有干擾聲，還得耐心地調撥，調撥……
　　
　　這個院里，最有資格的是大人們叫他主席的北屋宋伯，對人很和氣，沒有架子。到了星期天，有什么重要事兒，他有每家一人到院里開會的習慣。記得那年市報登出：有人利用封建迷信搞喝“神水”活動。他就開會反復講解，讓大家千萬別上當！印象最深的是宋伯對二兒子和煤泥、做煤糕時的要求。他講煤面、黃土和水的比例，又要求用鐵鍬劃出的壕溝要橫平豎直......有個叔叔小聲對他說：“孩子干活，差不多就行了。”他的回答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孩子，從小看大，三歲看老；小的時候，你要求他做到什么樣子，他就能做成什么樣子；大了，就來不及了！”
　　
　　這個院里，最數楊姨辛苦逗樂。楊姨年齡大了，耳朵多少有點兒聾，可是，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幫著看管小孩、代人收取信件、招呼外來客人……她愛說，會說，一口本地話，話糙理不糙。可有的時候，因為耳背，或者不理解政府政策，也難免弄出點兒笑話來。一次，傍晚時分，院子里幾個人在談論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她從屋里走出來聽見了立馬插話：“什么，《潘楊訟》？那可是佘太君帶領楊家將打敗了潘洪這個老賊！”說著，還跺了兩腳......逗得在場的都笑了。她的小女兒趕緊扶著她走回屋里。還有一次，院里有人議論：誰誰誰調級了……不知什么時候，楊姨來了，插進了這么一句話：“俺老頭子（指楊叔）干了幾十年才弄個十幾級，看俺大小子上班沒兩年就是二十多級……”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了，她還瞪著雙眼一本正經地說著：“你們別笑，是真的！不信，問俺老頭子去！……”
　　
　　不錯，就是在這個院子里，每天會傳出歡聲笑語，飄上晴空……讓人感到，不是親情，勝似親情；沒有約定，那就是緣分了。
　　
　　可是后來，有的退休回老家了，有的跟孩子生活搬走了。再后來，我成了家，也離開了那“低頭可見，抬頭也見”的大院，離開了相處多年的鄰居，住進了由“水泥壁、鋼筋林”構建的一棟樓、一堵墻、一扇門里，使一次見面、一句問候、一個微笑，竟成為一種奢望……
　　
　　記得那一天，當我從因拆遷夷為平地的那個大院處回來的時候，濕潤的雙眼前浮現出來的全是分攜如昨的情景……
　　
　　啊！我遠去的大院鄰居，你們還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