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園村是個離市區(qū)二十多里的小村莊。小到村里連賣饅頭、燒餅，賣豆腐小作坊，連賣雜貨的小商店都沒有，更不用說小飯鋪了。村里大水坑?xùn)|頭雖說幾間舊房子的小學(xué)校，本村的小學(xué)生們拿著寫字石板，用石筆學(xué)寫字，但是他只是一個完小（一到四年級），到五年級孩子們要穿過莊稼地要到附近的長屯村上小學(xué)啦。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一條土路（也就是現(xiàn)在是省道247）從臨清市向南通往冠縣柳林鎮(zhèn)然后到地區(qū)所在地聊城市，我想現(xiàn)在可能早已作硬化修建啦。在這條土路上絕大多數(shù)是些土頭土臉的鄉(xiāng)下人。在這條土路正東面有條更小的鄉(xiāng)村小道從西向東貫穿這個名不見經(jīng)卷的小村莊，這個小村莊向東便是我的出生地“長屯村”。再往東北方就是大辛莊區(qū)委（公社），文革期間屬于大辛莊區(qū)，該村西北方的五里廟公社所轄。大辛莊區(qū)現(xiàn)在改成“大辛莊街道”之后，便成名副其實歸屬到市區(qū)范圍了。

正因為這個小村莊，是我姥姥、老爺、舅舅家，也是我母親的娘家。特別是我爺爺奶奶去世后，父親是個獨子，村里郭姓本家雖說有好幾十口人，正因為算不上直系親屬。也不方便在別人家落腳住下，所以以后我每次回鄉(xiāng)只能住在舅舅家里。我對這個小村莊的感情，后來甚至超過我的出生地“長屯村”啦。我一塊度過學(xué)齡前的發(fā)小們，小學(xué)一畢業(yè)，有的還沒畢業(yè)，就回家務(wù)農(nóng)去了；不到二十歲就娶妻嫁人，緊接著生兒育女，幾乎誰也逃不出這個無形的、堅不可摧的圍欄籬笆，做一輩子農(nóng)民啦。但也有例外上初中高中的，比如我舅爺村姓李的后生“文革”時期在鐵道學(xué)院上學(xué)讀書。在偏遠魯西北的村里能上大學(xué)的也算是少之又少的事啦。

我以上描述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所見所聞，從九十年代初，我再也沒有回到我的故鄉(xiāng)——山東省臨清市鄉(xiāng)下。雖說從電腦手機上查詢，杏園這個小村莊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我對故鄉(xiāng)的記憶，還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親眼所見的水平上。

據(jù)百度查知，相傳此村建于【明代·崇禎】年間，于、陳、王三姓由山西省遷來定居。因除墾殖農(nóng)作物外，廣植杏樹，以補農(nóng)之不足，形成村落取名“杏園村”。我猜想母親的王姓娘家，也可能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遷移到此吧。在我的記憶里此村沒見過一棵杏樹，倒是幾乎家家都有棗樹；一座座土坯墻院落的農(nóng)家，榆楊槐柳們覆蓋這個清醇平靜的小村莊。據(jù)百度網(wǎng)上得知，該村東西最大距離兩公里，南北最大距離兩公里，全村轄區(qū)39公頃，村莊建成區(qū)面積17公頃。整個小村莊，幾乎像個方方正正莊園。

全村姓氏有宋王張等14個姓氏，其中王姓人口最多。這條貫穿該村的土路，路南名稱“南園”的地方曾是一個地主的小莊園；路北從東到西依次排列著我舅舅家的小院、四舅家的小院以及該村的大隊部。大隊部以西隔條小路便是二舅和另一位四舅家；此時五舅已在臨清拖拉機站工作，舉家搬出該村。在我舅舅、四舅和村大隊部幾處院子的后身隔著幾家村舍，一條細長的大水溝從西到東貫穿該村，大水溝北邊便是該村于姓住的后街。這幾個小院面對著該村最大的揚場、曬麥子的場地。春節(jié)期間便在這里搭臺唱大戲，唱的是“玉堂春”“打漁殺家”“劉巧兒”等的評劇。每次演戲，母親便帶上我到她娘家大門口外場地上觀看。

大白天村里只留著七十歲的老人和剛會走路的孩子，其他人都下地干農(nóng)活去啦。春夏秋三季樹枝飄拂、清風(fēng)吹拂、寂靜的村里時而幾句方言土語，時而傳來汪、汪的犬吠聲；時而傳來咯咯叫的母雞叫聲，時而聽到哞、哞的牛叫聲，時而聽到啊呃、啊呃的驢叫聲。然而大白天里走街串鄉(xiāng)的貨郎擔(dān)子，賣豆腐的、剃頭理發(fā)的、也時常來光顧著被時常人們遺忘小村落。村民們偶爾拿自己家里的雞下得蛋，換回針線和小學(xué)生用的鉛筆作業(yè)本，用自家種的黃豆換回外村作坊自家做的豆腐。晚間外村來的叫賣花生、糖塊的老頭，胳膊上挎著竹籃子從小院門屋外叫賣走過。啊！這些常人無法記住的成千上萬的小村莊，便成了大眾生活必需商品買方的末端市場，總之貧苦的農(nóng)家很少有人拿錢去買這些生活必需品的呀！

土坯建成小院門樓只能過一輛架子車（當?shù)厝朔Q：地排車），兩塊本色的木板便是街門。兩扇木門上以前貼著門神，“文革”期間改貼成毛主席語錄。街門直對著三間上房北屋，北屋正中是兩扇木頭房門開閉時發(fā)出吱吱的響聲；木門兩側(cè)對稱兩個木條格子圖案的大窗戶，窗戶上當然糊著白色窗戶紙；只鑲一塊巴掌大的透明玻璃，名叫窗戶眼，屋里人可以通過它看到小院子；房墻當然是磚基土坯建成，人字形房頂是冀魯豫地方特色，房頂上覆蓋著方磚或者草泥也算是該地區(qū)的特色；后來又在北屋西邊加蓋了一間與原建筑很不協(xié)調(diào)住房，使我難忘的是，這座新蓋的北房邊連體的西屋是我參加蓋起的。北房東側(cè)是農(nóng)家院落的大糞坑。東側(cè)一排是五間房屋，三間住房和兩間廚房。

正房北屋里北墻下長書案緊靠找一張舊八仙木桌，桌兩側(cè)一邊一張老式木椅；桌子后面的墻上貼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畫張，桌子上面擺著茶壺茶碗保溫瓶等；由于當年冀魯豫邊區(qū)的農(nóng)家的住房里，絕大多數(shù)沒糊天棚（天花板），抬頭看整個屋頂，兩架人字形大木梁上支撐著一條條木頭檁條；檁條上便是一根根細細的木頭椽子，大木梁、檁條和椽子托起厚重的大屋頂。人們腳下踩的當然是泥土地面。東面一道土墻，上面貼著年畫，“文革”期間改貼成毛主席語錄；門框下掛了一條半截粗布門簾，里屋窗前的大土炕住著姥姥和大表妹；外屋方桌、木椅西面是一個裝生活用品舊大立柜，主要放著常用的雜品、用品；大立柜西面堆放著糧食、雜物和農(nóng)具；西窗的大土炕住著舅舅，我來后便和舅舅同床共枕啦。東廂房后來已成我表弟小兩口的新房，妗子（舅媽）和二表妹便搬進大廚房里居住，北屋西側(cè)蓋好這間房子后，她母女倆便搬進居住。南邊緊靠著小院門，小院西側(cè)緊靠四舅家的院墻下，一大根長繩子掛著洗凈衣褲。一大堆麥稈子高粱稈子、棉花稈葉、樹枝、苞谷稈葉等組成的高大的柴火垛，是用來日常燒火做飯的。兩個表妹和她母親，后來的表弟媳婦也忙著在鍋灶做飯，有時姥姥也在這里幫幫她們的忙。坐在大灶鍋臺前一手不停地拉著木頭風(fēng)箱，一手不停地添加柴火將飯做熟。那個埋在土灶臺的大鐵鍋外圈直徑有半米多，上面配上兩公分厚木板做的直徑半米多的大鍋蓋嚴絲合縫。隨著灶口邊拉著風(fēng)箱添著柴草，大鍋沿邊冒著水蒸氣，廚房內(nèi)墻和屋頂熏得漆黑，“文革”前廚房墻上貼著灶王爺印版年畫，我歷歷在目。院中有棵高大的老槐樹像把巨傘，樹蔭覆蓋將近半個小院。晚春、盛夏、早秋時節(jié)，樹蔭下放張小木桌人們圍坐在小板凳上開始吃從大灶鐵鍋做好小米地瓜南瓜粥，有時是苞谷面糊糊；鍋邊一圈貼餅子，好的是摻黃豆的苞谷面做的、差的是地瓜面或者是高粱面做的；籠屜上蒸的窩窩頭也跟貼餅子面一模一樣，幾乎一年到頭吃不上幾頓白面饅頭；蒸地瓜、蒸胡蘿卜，蒸面京瓜（像紅薯口味一樣的西葫蘆模樣的南瓜）。小碗里熱好的大蘿卜白菜幫子自家腌的老咸菜然后加點蒜泥，便成了可口的農(nóng)家經(jīng)常食用的菜肴。麥收后偶爾吃上幾頓大灶鐵鍋里一次煮的，夠七八個莊稼漢吃的面條；然后泡到剛從水井里打來的涼水里，撈到大碗里拌上黃瓜絲、豆角、茄子、老韭菜大家便有滋有味吃起來。說個老實話我以前吃過，不用牙齒怎么嚼，進嘴就爛了。過大年時吃上頓餃子，吃上幾次白面大饃饃、大燴菜算是口福不淺了。當年正因為魯西北介于京廣線和津浦線鐵路正中間，很多當?shù)氐泥l(xiāng)下人，連真正的火車是什么樣子都不知道。姑娘們一年到頭穿著自己家里織的粗布，自己家做的衣褲鞋襪；偶爾穿件平紋、斜紋花布條絨做的衣服那就別提有多高興啦。可想而知家里其他人們的穿戴如何啦。杏園村們雖說穿戴如此，但是她們的容貌可與城市里的姑娘們媲美，怎么說呢？她們美得更接地氣！試問當年春秋時代越國的“范蠡”在諸暨的山村里遇見的村姑“西施姑娘”，不就是這身打扮嗎？我國幾億村民們，把自己種植的大米、白面、棉花、花生、食用油、蔬菜、喂養(yǎng)的豬羊雞鴨等上交國家作貢獻，正如魯迅所說：“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血。”默默奉獻的他們何況不是如此呀！

我的故鄉(xiāng)四季分明、土地肥沃、人們勤奮、物產(chǎn)豐富，在這片一望無際的黃渤海大平原與河北省隔著“衛(wèi)河”相望。現(xiàn)在我撰寫這篇文章，不僅是對往事的追憶，而且也是對人生美好的向往。正如舉世聞名的“馬未都”先生《2024年跨年演說》里最后所言：“如果說這過程中還有什么值得留戀。那就是”愛“，愛自己吧，愛他人，愛北京吧，愛祖國。”北京是名人：馬先生的故鄉(xiāng)。對于我來說：不僅愛我的故鄉(xiāng)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而且還愛我繁榮昌盛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