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與父親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父親在兒女面前總是一幅微笑的面孔，不咸不淡，不善言辭。在我的印象中，孩子的冷暖病痛他不太過問，有母親操攬，讀書的事讓孩子自己做主，也很少過問。見天連軸轉，說他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也不為過，只關心生產和賺錢的活。但在我一生中，父親對我說過的三句話，像烙印深深地刻在心上，受益匪淺。

七歲入學那天早晨，我換上漿洗干凈、壓得筆直的粗布藍色衣服，背著媽媽連夜在煤油燈下縫制的新書包，高高興興地走出家門。父親在大埕的磨刀石旁停下手中的活，很欣慰地望了一眼。獅頭鵝“歪，歪，歪”高歌歡送，我蹦蹦跳跳地走在通向學校的小路上……

上了幾天學，我卻好像一只自由飛翔的鳥兒被關進鳥籠，完全失去了自由，老師事事要管，班長不時會打小報告，上課有紀律約束，沒有一點玩的空間，太不過癮了。一天下午，同桌的野孩子拉我一起下河摸魚，抓到好多魚，一高興誤了吃晚飯。我剛進家門，父親早已在那里等候，把我拉到旁邊，問：“你下午去哪里了？”我很得意地回答：“和同學去抓魚了。”忙從身后遞上一串搖頭擺尾的月鱧魚，給父親來個驚喜。想不到他卻沉下臉，嚴肅地說：“孩子，你已經是一名學生啦，學生就要好好讀書，讀書可以增長知識，有了知識才能走出大山。”父親讀過幾年私塾，在村里算是喝過墨水的大老粗，他的話雖然不多，但說的實在，身體力行，一錘錘敲在我心坎上。此后，小學畢業升初中家里經濟拮據，大哥勸我回家幫放一頭牛，能多賺工分減少家里負擔。我當即向大哥表示，只要讓我繼續念書，不向家里要錢。我利用周末上山砍小竹子、采芒萁交供銷社收購，解決生活和學習費用。周末還挑石墨賺運費，凌晨三四點出發，冬天地面霜凍，一開始光腳板，后來才買了一雙草鞋穿，來回40里路，腳底起泡磨破皮，但有父親老黃牛似的影子在前頭引路，我沒有退縮。

那年，大哥與童養媳的婚姻破裂后，年底我結婚了，我們要返回單位的前天晚上，父親把我叫到跟前，意味深長地說：“孩子，結了婚你就是成人了，你要像箍桶的桶箍，桶箍在桶在，桶箍斷木板散，桶不成桶，家也就不成家了，事事要在意。”1975年我結婚成家后，收入低，我月薪30多元，老婆也只有20來塊錢，加上兩個孩子，一個人平均10多元。入不敷出，但開源節流，一分錢掰開兩下花，總算日子還湊合。

20世紀70年代初，我從教育部門調到行政部門，加冠晉級，戴上一小頂帽子。那年春節我回家給父母拜年，團圓飯散席后，父親留下我，第一次父子對飲，他第一次給我倒了一杯自釀的紅粬米酒，意味深長地說：“酒會醉人，酒會迷人，酒還會害人，你現今有了官帽，幾品官我不懂，你喝了這杯酒，記住爸爸的話：人生仕途上千萬別讓酒給醉倒了！”短短的幾句話像警掍猛敲了我一下。20世紀80年代末，我從市直機關調到一個老區貧困縣，任職三年，在常務副縣長任上以茶代酒，沒抽過客人遞來一支煙，“我行我素”，當好公仆。調回市里是農業部門一把手，有了專車，我仍堅持以老掉牙的自行車為伴，在彎彎村道上，在廣袤的田野里，人未到鈴聲先到；到省城開會，搭乘公交擠大巴。始終做到一世公仆、兩袖清風，退休后總結，這輩子多虧了父親的毛毛雨——卻字字如山，讓我一直負重前行，安全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