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怎樣看待馬克思的理論？是要把它意識形態化，還是要把它埋葬掉？從布洛維的觀點中，我們可以得到新的答案。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有它自身的生命力，但我們要對它進行發展和重建，而他自己就一直在做這項偉大的工作。勞動過程并不僅僅是把原材料轉換成產品的操作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政治過程，而生產的場所本身也是一個政治場所。政治在多個場域中存在，而生產場域中的支配關系也是國家運作的必要條件。
  在美國社會出現了驅逐工人階級的現象，工人階級高度原子化、脆弱無力、沒有行動的力量，很多人有著“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想象，但實際中的工人階級讓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那些認為工人階級應該成為解放者和救世主的人，所以他們轉而擁抱各種新社會運動。而布洛維主張要把工人帶回來，因為如果我們從歷史和比較的維度來分析，那么工人階級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微不足道，他們仍然可以對歷史產生影響，而生產過程決定性地影響著工人階級斗爭的發展。布雷夫曼的大作《勞動與壟斷資本》是特定社會和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反映了美國的特殊性：資本對勞工不受限制的統治和支配。這種特殊性與資本主義在不同社會的發展時期以及工人和公會斗爭的情況有關。比如在英國，強大的工人階級在爭取政治權力的斗爭中被鍛造出來，這樣的斗爭為強大的工會運動奠定了基礎。美國資本主義的鞏固出現在國際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中間階段，經濟斗爭非常激烈，但是政治權利很少成為抗議的主題，所以在美國并沒有鍛造出強大的工人階級，以至于資本對勞工的支配是不受限的，這就可以解釋布雷夫曼在書里展現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工人階級。于是書中布洛維用大量的篇幅批評布雷夫曼沒有看到存在于不同的國家的資本主義是不一樣的，他沒有考察那些維持或破壞工作組織的力量。在其他的國家，我們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去技能化的軟弱的工人階級，而是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工人階級。通過對布雷夫曼的批評，布洛維展示了自己的觀點——工作場所并不只是一個經濟場域，也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場域。看到有這么多的篇幅是布雷夫曼被各種角度地懟，我也意識到了學術研究理論發展的推進是一個理論體系去反駁另一個理論體系的  過程：學術知識的生產依靠不斷地去反駁之前的理論框架，以此去推進一個新的理論框架。
  很多關于勞動過程的既有研究拒絕對社會主義的內涵展開分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特征反過來就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這種傲慢不該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布洛維認為應當考察“人間的社會主義”，看到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樣子，否則對資本主義的評價也是不完整的。本書中的社會主義便是將生產政治和國家政治融合起來，這種融合既可以是自下而上的集體自我管理，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導致了勞動過程的不確定性：供給時間不規律，生產的序列就可以被重置，這都需要對工作進行持續的重組，對機器也要進行重置。在這樣的生產條件之下，生產的去技能化困難，因為需要對不斷變化的生產需求做出快速反應，所以熟練的有經驗的工人會被賦予較多的權力。1968年匈牙利引入新經濟機制，各部委在投資分配和產品決策方面仍有很大話語權，計劃議價仍在繼續，短缺經濟的顯著特征仍然存在。那么在工廠里是什么情況呢？匈牙利社會學家哈拉茲蒂在紅星拖拉機廠工作時，工作內容和布洛維很相似，但是工作量卻是后者的兩倍。這樣的經驗與我們通常認為的國家社會主義之下勞動強度比資本主義更低的常識相悖。紅星拖拉機廠的基本工資只是表面的形式，工人的實際收入取決于生產的產品數量，操作工必須通過增加速度以及采取危險的“抄近道”的方式，才能生產百分之百的產品，獲得小時工資。計件制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工人分為核心和邊緣兩支，有經驗的工人會將自己的技巧保密，讓自己成為核心工人，擁有更多權力，而不懂技巧的工人便處于邊緣地位，這就形成了工廠內部對核心工人的官僚協商和對邊緣工人的官僚專權。
  布洛維強調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他提出了新的命題來置換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歷史規律的命題。在科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基礎蘊含著資本主義崩潰的規律，上層建筑積極組成政黨，是主體性和集體行動的領域，但生產領域不僅包括純粹的經濟組織，而且也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維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再有客觀的發展規律，不同的生產機制會導致不同的斗爭，從而導致不同的積累方式，歷史唯物主義在這里就被挑戰了。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較量，這種較量導致了生產方式的演替，但一旦納入了生產政治的思想，歷史的發展就沒有什么明確的規律了。但是規律的缺失不意味著沒有歷史發展的模式，只不過模式自身是有歷史偶然性的，模式在歷史的進程中被不斷的重構，歷史總是不斷生成的，而不是既定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同樣受益匪淺。本書中充斥著大量的比較：幾個公司之間的比較、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比較、社會主義不同部門企業之間的比較、核心工人和邊緣工人的比較等等。有比較才有鑒別，通過比較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質。與此同時，布洛維修正和完善了拓展個案法，研究者不應該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而是要參與到研究的世界中。布洛維通過做工的方式參與到工廠中，把工資制度、趕工游戲、集體協商等零散的場景匯集成一個在時空中演變的工廠政體，又考察塑造這種政體的外部力量（市場、國家干預等），最后落到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關于支配和斗爭等理論的重構上。現在我們很多人做質性研究，經常只是講一些故事，然后把經驗素材裝到既有的理論里面，落入一個淺薄的地步。我們需要更深入地認識拓展個案法，尤其需要注意的環節是從微觀過程到宏觀力量的分析，進而拓展理論。
  布洛維把工人的主體性帶回來了，在《制造同意》中也體現出“只有關注工人的體驗，才能理解工作場所的趕工”。工人積極參與了對自己的剝削，這聽起來非常悲哀，這種諷刺感也讓我聯想起了保羅·威利斯的《學做工》，工人階級的孩子通過主動的反學校行動也參與了自身作為底層的再生產。雖然聽起來悲哀，但這也并不是毫無意義，其中也蘊涵著解放的可能。即使我們看到的是自我剝削的主體性，也并不意味著這種主體性沒有意義。在《生產的政治》中，我們看到勞工的主體性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這也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雖然這本書的內容對于我來說太過于艱深，但我在閱讀的過程中還是會有一些觸動。在字里行間，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好的研究。布洛維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相，不停地進行追問，探求條件、邊界和可能性，與此同時，他帶著強烈的價值關懷。他的研究過程，結合整個人傳奇的生命歷程，我都可以看到他強烈的對工人的關懷：工人的愿望和難處是什么？如何讓他們獲得更多的自由，未來可以有更多的發展性？這樣的關懷支撐著他的學術之路，讓研究充滿旺盛的生命力。
  隨著數字勞動、平臺勞動的興起，以及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海外設廠，工廠政體的概念又煥發出了新的生機。中國的社會情境為理論的重構提供了很多契機，中國的經濟轉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以及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推動了勞動形式的多樣化和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些變革不僅改變了工廠的運作模式，也對工人階級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數字平臺上的自由職業者和遠程工作者，雖然不再受限于傳統的工廠環境，但他們的勞動關系和權力結構也同樣需要重新考量，但似乎我們還沒有能力對布洛維的理論進行好的回應。布洛維沒能進入中國的工廠做工和研究，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他的理論在面對中國特有的社會經濟背景時，顯得有些局限。那未來能否將中國的情況補充到它的理論體系里面，進而重構和發展，這也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和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