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世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政治思想家，普殊同在這本《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成熟期批判理論進行了徹底的重新闡釋，并且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式與勞動結構進行了深刻批判。翻開這本巨著，不禁感慨其內容的深邃與豐富。
  普殊同認為，馬克思理論并非是一種普適的理論，而是一種針對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批判性理論。馬克思的理論絕不將勞動視為社會建構的原理以及所有社會中的財富源泉，相反它認為，資本主義獨一無二的特質，在于其基本社會關系是為勞動所建構的，這使它最終與其他非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具有了根本的不同。馬克思的分析中的勞動，不同于人們一般地、歷史地設想的勞動——一種有目的導向的、中介著人與自然的社會活動，創造特定的產品來滿足既定的人類需求——而僅僅意指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的特有角色。
  普殊同對兩種不同的批判性分析模式進行了界定：一種是從勞動的角度出發來批判資本主義;另一種是對資本主義勞動的批判。前者基于一種對勞動的超歷史的理解，假定存在一種結構性的張力:一邊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場和私有財產)，一邊是由勞動所建構的社會領域。由此，勞動成為了批判資本主義的基礎，成了進行批判的出發點。依據第二種批判模式，資本主義中的勞動具有歷史特殊性，并建構了這一社會的本質結構。由此，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對象。將勞動作為批判的出發點還是作為批判的對象，是這兩種批判性分析模式的主要差異。普殊同認為，這兩種批判方式共享著第一種，也就是其稱為“傳統的”批判方式的前提。
  換言之，借由勞動、財富與時間等資本主義特定形式的范疇，馬克思理論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以及克服它的可能性。但是，馬克思將價值視為一種特定生產方式的特定歷史范疇，也說明了一個關鍵問題：構建價值的勞動，不能被等同于那種超歷史地存在著的勞動。這種作為特定歷史形式的勞動，應該隨著資本主義被取締而消失。
普殊同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導出了一種對剝削與資產階級分配方式(市場、私有財產)的批判，這種批判并非是從勞動的角度出發進行的;相反，它基于一種對資本主義勞動的批判。
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統治的形式，在根本上不是由私有財產，也不是由剩余產品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權所導致的；相反，它建立在財富的價值形式本身上，建立在與活勞動（工人）相對立的社會財富形式上，財富的價值形式是一種結構上異己的、統治性的權力。資本主義勞動建構了統治著人們的抽象社會結構，這一過程引發了生產力和人類知識在歷史上的迅猛發展。究其原因，是因為它割裂了社會勞動，也就是說，它將特定的個人變得狹隘化、空洞化。換言之，通過侵占個人時間使其成為勞動時間，“從而使個人降到僅僅是工人的地位。”資本主義雖然使得人類的權力與知識極大增加，但卻采取了一種壓迫人類的異化形式，并將摧毀自然。
  由此，資本主義的一個核心標志是，人類事實上無法控制他們的生產活動或他們的產品，反而最終會被這些活動的結果所支配。私有財產不是異化勞動的社會原因，而是其結果，因此，克服資本主義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廢除私有財產，而必須克服這種勞動。
  資本本身是處在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社會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盡管資本主義趨向于發展出強大的生產力，其潛力逐漸淘汰了以直接勞動耗費為基礎的生產組織，但是，它不能允許這一潛力的完全實現。唯一能夠造就資本的財富形式，是建立在直接勞動時間的耗費之上的。因此，價值盡管越來越無法充當所生產的物質財富的尺度，它也不會簡單地被一種新的財富形式所取代。資本主義確實為它的否定提供了可能性，但它不會自動地發展成其他東西。直接人類勞動時間的耗費依舊是資本主義所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盡管它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漸脫離歷史的要求，這導致了一種內在的張力。
  馬克思所說的矛盾，應當被理解為這樣一種不斷發展的矛盾：矛盾一方是資本主義中人們從事的那種勞動；另一方是當價值被廢除，當資本主義所發展出來的生產潛能被反過來用于將人們從異化結構的支配下解放出來之后，人們可能從事的那種勞動。
  工業生產與現存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以競爭與危機為特征的、持續的資本積累進程導致了以市場和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分配方式逐漸不能適應發達的工業生產。不過，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不僅使得舊的社會生產關系落伍于時代，同時也使得一套新的社會關系的產生成為可能。它為中央計劃以及廢除私有財產準備了技術的、社會的、組織的前提條件，譬如生產方式的集中與匯聚，管理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以及一個工業無產階級的建立與匯集。這些發展造就了廢除剝削與階級統治，創造一個新的、公正的、合理的分配方式的歷史可能性。
對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論的再闡釋為批判生產、工作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本質提供了基礎；因為在它看來，它們是由社會而非技術所建構的。因而，它將資本主義批判的焦點轉向了勞動領域，并由此，這里所述的闡釋導出了一種對工業生產過程的批判——乃至一種對社會主義的基本決定因素的重新理解，并將重估在克服資本主義歷史過程中，人們曾經賦予無產階級的那個政治與社會角色。
  資本主義被作為一系列作用于生產過程的外在因素：私有權與市場經濟中資本增殖的外在制約。與此相關，資本主義中的社會統治主要被理解為階級統治，而它同樣外在于生產過程。這一分析意味著工業生產一旦歷史地建立起來，便獨立于資本主義，并與之沒有本質上的聯系。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當它被理解為工業生產和私有財產及市場之間的一種結構性張力時，便成為了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之間的矛盾。由此，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被視為分配方式(私有財產、市場)的轉變，而非生產方式的轉變。與此相對，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發展被作為資本主義分配方式與另一種可能的社會分配機制之間的中介，一旦得以發展，建立在無產階級勞動之上的工業生產方式便被認為走向了歷史終結。
這一對資本主義發展軌跡的闡釋顯然對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工業生產表達了肯定的態度，它造就了廢除資本主義，建構社會主義之基礎的條件。社會主義被視為一種新的政治治理與經濟控制的方式，而其對象正是資本主義所創造出的工業生產方式；其社會分配方式被認為不僅更為公正，而且更適于工業生產。這一適用性由此被認為是一個公正的社會的核心歷史條件。這一社會批判在根本上是一種對分配方式的歷史批判。
  作為一種生產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并未給出一種生產批判。恰恰相反：生產方式成了批判的出發點，以及判斷分配方式的歷史適用性的準則。這種資本主義批判內含了另一種社會主義概念：在這一社會中，勞動免除了資本主義關系的障礙，直接地結構社會生活，由其所創造的財富也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在傳統框架中，勞動的歷史“實現”——它的充分的歷史發展以及它浮現為社會生活與財富的基礎——是普遍的社會解放的根本條件。
  而無產階級，即與工業生產具有本質聯系的勞動階級，將在社會主義中作為普遍階級而得到承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被視為一種階級對立：一面是擁有并控制著生產的資產階級，一面是以他們的勞動創造著社會（以及資產階級的）財富，且必須出賣勞動力來生存的無產階級。這一階級對立，因其奠基于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而具有一個歷史的維度：盡管資產階級是現存秩序的統治階級，但工人階級卻根植于工業生產，并因此根植于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歷史基礎上。
  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對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同時被視為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以及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的對立。在資本主義中，工人生產的一般社會財富無法使所有社會成員獲益，卻被資產階級為其特殊目的所占有。在從勞動出發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基于普遍性的立場，統治性社會關系（私有財產）被批判為是特殊性的：勞動所建構的普遍的、真正社會的東西，被特殊的資本主義關系所阻礙而難以充分實現。由這種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所導出的解放觀，是一種整體性的解放觀。